据史记载，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在南京建中央医院，抗战期间迁往西南、 西北大后方，有重庆中央医院、兰州中央医院和贵阳中央医院。战后，重庆中央医院迁回南京，称南京中央医院；兰州中央医院迁至天津，称天津中央医院；贵阳中央医院则迁移到广州，称广州中央医院。1951 年 12 月，广州中央医院改称广东省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省医”），沿用至今。

        回顾创建广州中央医院的前前后后，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省医首任院长李廷安博士。李廷安，中山小榄人，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博士，1929 年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任教，曾任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所长 （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前身）、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和中央卫生实验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院长。1945 年李廷安因肠癌做了第一次手术，已抱重疾的他希望在剩余不多的时间里为广东建一所高水平医院——广州中央医院。

        1946 年李廷安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当时给他的“家当”只有一幢铁皮屋，这远远不能满足广州中央医院的发展。李廷安心中的目标绝不如此。

        目标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原来就够累够忙的他，现在要更累更忙；原来效率极高的他，现在效率更要快马加鞭；原来抱恙工作的他，现在要抛开病体，去追求更高的医学精神……如此满怀激情、时不我待，周边人看不出他竟是患有重症的二次手术之人。

        为筹备资金，李廷安四处奔波，通过争取政府拨款、国际红十字会赠款、广州善后救济署的帮助、银行贷款甚至募捐等途径，筹措建院经费。1946 年 10 月，广州中央医院新的门诊住院楼奠基动土，次年 2 月正式开业，并开始收治留医病人。

        至 1947 年，广州中央医院已拥有卫生人员 185 名，居广州所有医院之首，病床达 215 张。

        发展带来病床短缺那是必然。建立一个新院舍，满足时下新需求，成了李廷安心中另一个大目标。彼时，李廷安看中了二沙岛上一块地，只因价格昂贵而作罢。他拖着病体，在广州四处寻觅，最终因病情恶化，再建一个新院舍的愿望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斗转星移，如今的省医几易楼房，一栋比一栋挺拔，一栋比一栋亮丽，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结局。李廷安用如磐的信念和坚定的基石告诉我们什么是省医人的精神高楼大厦——志在民生。

        李廷安拥有“中国从事地方公共卫生最早之一人”“公共卫生先驱者中的真正一人”“北平协和医学院以公共卫生为事业的第一位毕业生”等众多尊称雅号。他曾首创沪北戒烟 （鸦片毒品）医院，受聘为国际联盟驻中国华南防疫专员，任内政部卫生署战时全国医疗防疫总队总队长。

        李廷安虽生命短暂，但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著有《中国农村卫生问题》《国力与健康》《中外医学史概论》《公共卫生学》等书籍，其百万字大作《公共卫生学》最终因疾病缠身而未能出版发行，现仍留存于档案，供后人学习研究。在李廷安看来，中国妇女卫生不仅关系到儿童身心健康、家庭幸福，而且影响到家庭经济。一国国民之强健与否，与其国民在儿童时代之身体状况有极大关系。今日有健康的儿童，明日就有强盛的国家。

        一份份记录，将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医者仁心重新打捞起来。沉淀在时光深处的，是这位仅有半百生命的省医创始人，他的人格高尚、襟怀坦白、开朗乐观、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其为人作风、处事能力和办院理念，今日每每念及，仍令省医人心有温热。

        不妨说一件李廷安早年弃官旧事，在此佐证他关注中国公共卫生之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行政院在七四二次例会上通过一项决定，任命远在广州的李廷安为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见无动静，这年五月，上海市市长致电李廷安，“促其径飞上海就职”。多少人心念升官发财，此等他人梦寐以求之事，李廷安却挥挥手，“电市府恳辞”，拂云般推却了局长一职，醉心于他的私立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院长和博济医院院长两个务实民生之职，筹建广州中央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前身）并任院长。

        一个月后，李廷安却又匆匆赶往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去任职？不是。局长一职已另请高明，他牵挂的还是心中追求的公众卫生。原来，上海流行霍乱，正在肠癌术后休养中的李廷安，不顾身患重症，“视察了沪西忆定盘路 （今江苏路）、诸安浜及劳勃生路一带平民住宅区，对居住的平民饮水、垃圾清除等问题，均有详尽之指示及改良”。从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李廷安无意局长一职，只因生命短暂，有病缠身，心中想着还有许多事要去做。具体来说，就是“志在民生”，想为家乡广州的医疗卫生做点实在事，建两家协和模式的医院和医学院。

        时光短暂，生命有限。自上海归穗后，李廷安开始紧张而有序地推进广州医疗卫生工作，举凡人才引进、筹措资金、修建被毁校舍、购买仪器设备及书籍，甚至小到为中央医院救护车所需汽油向有关部门申请优惠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院内院外都能看到他忙碌而劳累的身影。

        作为一名医生，不能凭自己的医术挽救自己的生命，或许是李廷安院长不可触碰的痛。虽然他知道医学不是万能的，内心也许会滋生出一些无奈，但他深知医学无止境，今日无望，不代表明天不行。自己今天无法克服的，他人将来一定能战胜，而时下急需要做的就是凝聚人才，扩散医学，让大家一起发奋努力，去探求更为先进的医学知识，去救治更多无奈的患者。

        李廷安心中十分清楚，一流的医疗水平取决于一流管理的医学院和医院；一流的医学院和医院又取决于一流的人才。为此，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出橄榄枝，招纳四方客，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诚邀各路人才，尤其是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且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青年学者，为广州中央医院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服务，为提升广东的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水平服务。众受邀者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有寄生虫学家陈心陶、儿科专家钟世藩、病理学家秦光煜、泌尿外科专家卢观全、解剖学家许天禄，还有游维义、汤泽光、许汉光、林廉卿等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应邀来粤工作。

        再说一个李廷安的感人旧事，佐证其心中爱才惜才之情。

        许天禄，福建人，造诣深厚的著名解剖学家。他在答应李廷安到岭南医学院授课后，又收到北平协和医学院教务长邀请他到协和任职一书，这让他左右为难。但从许天禄给同乡陈心陶写的信件内容来看，可知许天禄是一个诚信之人，亦可看出李廷安的号召力非同一般。信中写道：“协和胡教务长……请弟回母校任教，弟已应岭南之聘，即遽辞。当然为信用及人情起见，弟绝不能更改赴粤之决定。胡大夫云渠将与李廷安院长商洽让聘，弟认为此系协和院长与岭南医学院院长间之事，弟丝毫不能作主。若李院长愿意帮助协和复校，同意让聘，弟则可北上 （盖母校之召亦不能不帮忙）。若李院长不能接受协和之请求，弟当然仍须践约赴粤一时。”李廷安得知这一事后，马上去信给教务长：“敝学院须请许天禄医师，按照预约，本学期必须来粤授课，以免困难，尚希谅解为荷。”

为了善用人才，让这些专家和学者无后顾之忧，积极投身医疗事业，在李廷安的领导下，广州中央医院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对生活困难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医药费进行减免。

        作为一位医生，李廷安深知基层百姓的苦楚、经济的拮据；作为一名院长，李廷安深知医护人员的劳累和对事业的向往。高度的怜悯心和同情心，使他始终设身处地站在患者的位置、处在医护人员的角度，去想问题、看问题。这也许是他赢得人心、深受大家爱戴的原因之一吧！

        广州中央医院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一批协和医学院毕业生的共同努力和无私贡献。据《省医史话》载：医院里的病历几乎都是采用英语书写。在查房时，专家们都会用英语问问题，而年轻的住院医师们，能用英语回答的，则一定要用英语回答。当时任职广州中央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的卢观全，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曾获得年度英国文化委员会“中国大学优秀毕业生奖学金”而到英国进修留学。为得到一支高素质医护团队，李廷安拖着病体在广州左挑右选。他投掷出的“最美”涟漪，在省医不断扩散，层层荡开。

        1948年5月6日，李廷安因积劳成疾，生命戛然而止，享年五十。闻讯者无一不悲痛，送葬者连绵三华里。李廷安虽然服务广州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的办院理念及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广州中央医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李廷安因不虚度生命而出色，因不辜负生命而伟大。

        当年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一段讣告，佐证李廷安“志在民生”的初心：李廷安担任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院长、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和博济医院院长。这三个职务中的任何一个职务都可占用一个人的全部时间。可是，他独特的能力和勇气，使得他同时领导了这些在广州的主要医学机构，并且他首次协调地使得这些机构和这些机构所服务的社会同时得到了利益。

        1948 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社论《给李廷安博士的献辞》中，更是高度评价了李廷安博士一生的功绩：“他为人坦率、精力充沛和热心。他具有作为一科学家、领导者和朋友的一切可以值得仰慕的品质……失去了李博士的确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当前我们更需要像他那样的具有行为正直的性格和诚实廉洁的品质的人。”

米军喜